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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湖南书法家批评之王友智

点击数:17202009-07-06 00:00:00

人很少能够有时间去疯狂,这是由于理性制约的缘故。实际上疯狂或者说癫狂只是人的另一面,它被深深地埋藏于人意识的深层处。“疯狂”在生理上是一种病症,但在艺术上却是一种美感,一种宣泄、一种自我肯定。艺术为癫狂者、梦呓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历代擅狂草者,几乎都是性情中人,草圣张旭、醉僧怀素更是具有异于常人的特殊禀赋,特别是他们善饮的海量更是使人叹为异人。“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以后始癫狂”,酒精的挥发,使他们的理智常常处在一种亢奋与激情之中,他们“每醉后呼叫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有如神助”,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惟妙惟肖的“酣醉狂草图”。

  在书法诸体中,狂草是最具天才性质的,它对书家先天禀赋的要求,要远远超过其对形而下的技术层面的要求。先天的草书家禀质万不一见,而后天的技术训练则似乎并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草书家,因而,虽然草书家的养成离不开技巧的艰苦磨练,但其是否具备草书天赋则几乎是先决条件。

  因此,历代书家无不视狂草为畏途,而书法史三千年真正攀上狂草高境的不过数人而已。面对狂草这一书法艺术之冠,大多数书家似乎只能望洋兴叹,徒唤奈何。这使我们对于涉身狂草的书家,不由得倍起敬意。

  在当今中国书法界,王友智的狂草绝对是一流的,我们不应当回避这一事实。

  从外表看,王友智教授不是一个性情容易激动的人,他谦和、平易、淡泊、喜怒不形于色,有一双善良明澈的眼睛,脸上常泛着宽容的、柔和的微笑。他如水,如至柔的水,在天地间流淌,已流淌了七十年。

但他的狂草书法艺术则以至刚的方式在敲击着中国书法界的大门,他身上实际上是一种刚柔兼济的融合体。

  王友智教授常用一方“象外之象”的印章,这是他毕生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

  1937年,王友智教授出生在中原腹地河南省民权县。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几乎都在这里度过。对中原文化那种厚重的文化底蕴的吸取或许是他日后成功的因素。1962年从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王友智教授来到湖南长沙,从教四十年,至今也没有离开这片土地。如果说中原文化是他宏大气魄书风培植的沃土,那么,湖湘文化则是他浪漫豪放书风滋生的土壤。

  王友智教授的狂草是充分性情化的,那种诉诸视觉的强烈的节奏和旋律感,传达出的是一种“纸上飕飕风雨声,行间屹屹龙蛇动”的韵律感,其线条的敏感多变和摇曳多姿显示出书家精神触觉的丰富和跳跃。它充分展示出作者对传统书道的畅达以及对创新意境的敞显。

  欣赏王友智教授的狂草艺术,我始终保持着一种感激与激动。在当今浩若海洋的书法作品中,已经很难有着动人心魄的佳构名篇出现。但我面对王友智教授的书法巨制《将进酒》时,内心的震撼,如山崩,似地裂。

  《将进酒》在书法的形式上,打破了上齐下不齐的传统作法,大开大合,以狂肆的笔墨,抒发着一种激越的豪情。观其作品:“笔下唯见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怪状崩腾如转蓬,飞丝历乱如回风。长松老死倚云壁,蹙浪相翻惊海鸿。”(唐代朱逵诗句)

  王友智教授的狂草艺术,达到了理通、力遒、形美、韵胜、情浓的极高境界。

 

  一、理通

  理,一指法理,二指立意。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如果没有立意,也不讲究规矩法度,绝不可能激起人们的共鸣和美感。王友智教授的狂草纵横捭阖,极尽变化,但却“笔笔有出处,字字有来路”,遵循草法,绝不杜撰,所谓“最纵横处,最精严”。王友智教授遵古法制,却不囿于此,深知“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听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何处着得死法?”(沈德潜《说诗晬语》),做到“法而能化”,“规矩尽而变化生”,超脱法理,出神入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正因为如此,王友智教授的狂草作品才称得上真正的理通。

  二、力遒

  王友智的狂草具千钧之力,使人感到有一种遒劲感和力度美。

  很多人不认识或不完全认识一件好的狂草作品写的是什么,然而人们却感觉它美,这个作用主要是因为狂草线条具有雄强的力度,而不是其它因素。

  力度之美来源于笔力,这就是历代书家所讲的中锋用笔,万毫齐力。笔力,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和智慧的结合,而且是作者内在精神的表露,笔力的强弱软硬,直接影响着一件书法作品的艺术生命力。

  王友智教授的狂草,是在笔法精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线条的智慧并受感情所驱使的一种巧力,也就是所创造的具有骨力和内劲的点画形式。正如刘熙载所言:“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韧之力,筋也。”

三、形美

  书法是作为视觉艺术以装饰性的形式出现的。所谓“装饰,也即是用思想以美化天物”(鲁迅语),对客观物态进行艺术加工。就书法来说,就包括着字的要切变形及虚实、疏密和布局等。古代书家一致主张:“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行行要有活字,字字须求生动”,写出来的字要“如人坐卧立行,奔趋挹让,歌舞擗踊,醉颠狂优,各尽其意态,方为有得”。

  王友智教授的狂草意随心到,笔随势生,手随造化显神奇,使之曲尽其美;观其所作“忽如裴旻舞双剑,七星错落缠蛟龙。又如吴生画鬼神,魑魅魍魉惊本身。钩锁相连势不绝,倔强毒蛇争屈铁”(唐代苏涣诗句)。又使人有“一点三峰巨石悬,长画万岁枯松倒。叫啖忙忙礼不拘,万字千行意转殊。紫塞傍窥鸿雁翼,金盘乱撒水精珠”(唐代马云奇诗句)之感。

  字形结体因书法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意趣。形,是一种富于生命的形态,如果没有内在的风神气韵,而徒备其迹象,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美可言了。

  王友智教授的狂草,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剑舞山河,蛟龙闹海,蛇鹤相争,山势连绵,枯松倒悬,巨石奔走的意境之美。

  四、韵胜

  王友智教授的狂草气韵生动,风神蕴藉。气韵生动可以说是人类生命的节奏与凝蓄,在作者激情中所呈现出的一种情趣显著活跃的意态,是构成一幅书法作品形神兼备、情景交融和富有诗意的基本因素和总的审美要求。

  王友智教授的狂草作品特别注重章法布局和意境的空间美,它振动若生、活脱跳荡的点画线条所形成的变幻多姿、顾盼有情的字形结构,都被统一在“气韵生动”之中。他的狂草作品之所以能震撼人心,脱然出纸,使观者目注神驰,抚心激赏,感到意味不可穷极,是因为它具备“气韵藏于笔墨,笔墨都成气韵”的浑然一体的效果,把“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当作书法艺术的最高追求。

  五、情浓

  写狂草者,必有激越的万丈豪情。

  古之张旭作《断千文》,一笔成书,气贯长虹,翰逸神飞,错字不修改,全幅无涂饰,如果是没有胆识的书法家,谁敢如此妄为?从中可以看出,张旭在作这件作品时满脑子是“意”,满心是“情”,真正达到了目空一切、自我抒情的目的。他用大写意的大自由手段表现在《断千文》上,就是一往千里而又千回百转的旋律,就是龙腾虎跃的动势,就是生龙活虎的节奏,就是一组浪漫奇逸的抒情曲。

  王友智教授是那种外表静穆、内心激越的书家,对狂草的痴迷,几近癫狂,于癫张醉素用功尤勤,其作狂草纵横飞动,浩然之气,一泻千里。湖湘学人文继善评其:笔阵驱驰,率意挥洒,大气磅礴,素旭之后,湖湘又一狂人。

  观王友智教授所作《将进酒》,可以说是泼墨大写意长卷图,也是一组感情奔腾的抒情曲。全卷计100多字,全长21米,全卷无不贯穿着生动的气韵,激越的豪情。有的像行军布阵,旗帜飞扬,金戈铁马,鼓声激昂;有的像尺幅丹青,疏林远阜,错落有致;有的像长江大河,奔腾跳荡,一泻千里;有的像回溪曲沼,春水繁华,清幽奇逸;有的像优美的舞蹈,素袖轻扬,移步换形;有的像悦耳的乐曲,抑扬百转,牵人情思。

  理通、力遒、形美、韵胜、情浓,这几种因素构成了王友智教授狂草艺术的高度成就。 但比之历史上颠张醉素,王友智教授的狂态与表现欲却远远不及。有评者谓:狂草,书法中的表现主义。

  狂草的成就,是唐代书法高峰的另一方面的表现。代表人物是张旭和怀素。

 

  张旭字伯高,唐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今吾长史,故世人又称张长史。张旭平生嗜酒,性情放达不羁,往往酒醉后一边呼叫一边狂走,乘兴而挥毫。画史上记载,他曾经用头发濡墨书写大字,当时人们叫他“张颠”。

  张旭的狂草左驰右鹜,千变万化,极诡异变幻之能事。韩玉涛先生认为可将其归纳为三个特点。其一为“狂”,写起来一气呵成,始终一贯,保持一种气势,满眼是“意”,“无惜是非”。其二为“奇怪”、“变态”。如“游云千万朵”,变幻莫测,下笔结体,都不易捉摸。第三个特点是“可畏”。“可畏”不是“可悦”、“可媚”,摈弃妍美、纤弱的病态,而产生一种岩石压顶之感,“观者对字,若‘逼利剑之锋芒’,感到‘肃然巍然’”。张旭的草书虽狂虽草,但不失法度,一点一画,皆有规矩,因为他的楷书亦有相当高的成就。张旭传世的作品不多,可见到的有《肚痛贴》、《古诗四帖》等。

  另一位狂草大书家怀素(737—?)字藏真,俗姓钱,潭州(今湖南长沙)人,幼年便出家当了和尚。他比张旭晚二十多年,曾受张旭和颜真卿的影响,幼年学书,十分刻苦。“笔冢墨池”的成语典故就是由他所得。他的书法热情奔放、豪迈恣肆,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当时的诗人李白、钱起等都有赞美他书法的诗篇。韩*F在一首诗中写道:“何处一屏风,分明怀素踪。虽多尘色染,犹见墨痕浓,怪石奔秋涧,寒藤挂古松。若教临水畔,字字恐成龙。”把他的字与张旭字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笔画偏肥而前者偏瘦,所以,怀素在《自叙帖》中有“奔蛇走虺势八座”、“寒猿饮水撼枯藤”的诗句,以“奔蛇”和’枯藤”作比,甚为贴切。

  黄庭坚的草书是中国草书史上别开生面的一个高潮。唐人具有浪漫、翻腾、飞扬的品格,黄庭坚具有的浪漫程度比唐人还要大。黄庭坚书法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在于线条的丰富性,他把线条化成了很多的点,把点用到了极致。第二个特点是取势,宋人普遍的取势和唐以前不同,黄庭坚就有非常独特的取势,非常的情感化,每一笔、每一个字都有着生命情感在里边,而其凸现了一股飚飞的力量。晋唐时期书法主要表现了一种高雅、端庄,包括颜真卿的书法,也是具有端庄、文雅的气势,唐以前可谓是“道法自然”,宋代开辟了“书为心画”的格局。宋朝其他的艺术门类也是这样,启功先生曾说《诗经》是长出来的,非常自然;唐人的诗是嚷出来的,胸中有豪情,不吐不快;宋人的诗是想出来的,赋予了一种自我的思想和情感。如唐代王维的诗是那么的幽静,而宋朝的诗是要表现一个思想,书法也是。苏轼的书法特征有向右倾的趋势,米芾的书法有向左斜的特征。黄庭坚的草书有空中漂浮而据力争扬的感觉,也有右倾的趋势,他的这些个性化的符号虽然与前人取势不同,但在草书学习中也是可以借鉴的,关键是要对黄庭坚的核心精神有所表达,在外形上又要有所舍弃,让欣赏者感觉既有黄庭坚的味道,又不完全是黄庭坚。晋唐以前的作品具有完全泛化的特点,是最基础的、最有普通意义的东西,初学时较难,但真正掌握以后,“通”的能力就比较强。宋人个性语言非常强烈,这就要求学习时有“化”的能力。写了很多年的书法,感觉书法太难了,难在它没有形象、太抽象,距离自然太遥远,太需要才华。书法历史上有很多的经典作品,这些经典作品都是书法史上少有的天才留下的东西,因此强调深入经典,强调传承,其作用就是把我们的书写习惯转变为古代伟大天才的书写习惯,从而在技法上和思想上给我们的草书创作以启示,然后才能有所创造。所以黄庭坚的草书,无论是在个性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中国古代书论中,不论是对篆、隶、行、楷,还是对草书的论述,大多是以自然景观或某些现象作比,加以形容和描述,读者要靠一种生活感受、生活经验去领悟,才能欣赏和理解。书法实在是一种很玄奥的艺术,尤其狂草,书写者往往是充满激情,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下完成的,读者从墨迹中隐隐地感受到某种情绪。这其实正是一种表现主义艺术的特点,狂草产生于唐代,当时的绘画基本上属于工笔重彩的表现形式,范山模水,描眉涂目,都须凭藉理性在较长时间里才能完成的。即使如吴道子那种带有表现主义成分的画法,也终归要受到物形的限制,并不是能够完全放开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从书法中出现了狂草,则可以借用来比较充分地表现情感或情绪。这恐怕是表现主义书法产生的主要缘由。

  王友智教授的草书在“书者,抒也”的内容选择方面有值得商榷之处。中国书法的点、划、线充满着活力,韵律和节奏,显现动人的表情美。所谓表情美,是书家和欣赏者双方在书法艺术上共同配合的视觉审美经验。一幅成功的草书作品,是作者凝神结思,蓄情而发,一泻而出的情感流露。“以情感人,用情作书”,是书法成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作品内容的书写采用何种创作方式也是书法家应慎重选择的地方。情绪表达往往被很多书法家所忽略。不管唐诗、宋词、元曲、文赋。悲、喜、愁、乐。有些书法家一概用一种书体包办,缺少一种书法应有的情感。

  在线条的结构方面,“一画之间,变化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草书如若粗细一致而无节奏的线条是不能给人以美感的,所谓抑扬顿挫,提按起伏,满纸云烟,虽寂然无声,却有音乐的旋律,这恰恰是草书艺术备受人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历代书法家特别注意线条的主次对比,并往往将最能表现书者个性的笔画作为“主笔”以展示特有的美感。如颜真卿饱满的悬针竖,黄山谷一波三折的长横和大捺,米芾别致的竖勾等。此外还有大小、纵横、向背、偏正、疏密、粗细、浓淡、方圆等多种对比手法。我还期待王友智教授与历代擅草大师一样,更进一步强化草书的线条结构,达到中国草书的最高境界。

  草书艺术主要以水墨线条表现其美。一幅作品有无神采,要看运墨是否灵活:即整行、全篇墨色之浓淡、轻重、枯润、明暗、薄厚、清浊等不宜完全一样。墨色应随用笔的变化而变化,墨色多变给观者以视觉上的调节,使人感到笔墨似被赋予了生命,充满欢乐,生机盎然,欣赏者从而感到心胸畅快,情绪陶然。当代草圣林散之作草书常用长锋饱蘸浓墨后,复蘸少许清水:笔画之间,墨色沉着,淋漓氤氲之气如春雨扑面;白处虚灵,又似燥裂秋风,韵味无穷!墨色的起伏变化是一种节奏的艺术,一幅用墨的佳作常常会“墨分五色”,粲然盈楮,使人如临画境;会轻重交替,起伏跌宕,使人如闻清音。我更期待王友智教授创造出更多的这种不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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